摄影大师布列松

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，1908 – 2004），法国摄影家，玛格南图片社创始人，“决定性瞬间”理论的创立者，被誉为 “现代新闻摄影之父” 。湾摄影家阮义忠把卡蒂埃-布列松喻作摄影史上的一道门，“不管你喜不喜欢他，只要想走这条路，就会打他的门下经过。当然，你有能力的话，也可以撑杆跳从门上跨过。”而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的名字缩写H.C.B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在摄影界，几乎被等同于高级摄影艺术。

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(Henri Cartier-Bresson）的姓氏为双姓——“卡蒂埃-布列松(Cartier-Bresson）”，简称他的名字时应为“卡蒂埃-布列松(Cartier-Bresson）”，而非“布列松(Bresson）”。

卡蒂埃－布列松与他的徕卡

“如果没有忠实陪伴我的徕卡，那一幕幕历史或许早就成为纷纷飘落的记忆了。”

在卡蒂埃-布列松的摄影职业生涯中，他一直钟情徕卡，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始，卡蒂埃-布列松退出摄影圈，重新投入他曾经热爱的绘画事业中，徕卡也紧跟在他身边。

卡蒂埃-布列松一直坚持用三十五厘米的小相机，后来更多的是感情外，有一点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1925年徕卡才在德国生产，小巧隐蔽外，还搭配有当时最先进的镜头技术，即时摄影也由此诞生。卡蒂埃-布列松家庭富足，购买了一台首批生产的徕卡。自此，卡蒂埃-布列松闭着一只眼睛观察自己的心灵，睁着一只眼睛观察整个世界。

卡蒂埃-布列松与他的徕卡，忍不住让人联想起莱尔·雷克斯的一席话，“如果撇开金钱不谈，你根本无法写出一部关于摄影的美学历史，或是一部摄影的技术史。因为只有提到金钱，才可以真正了解摄影是如何发展到现在这个模样的。”

卡蒂埃－布列松与他的摄影启蒙者

斯噶尼克湖边的黑人男孩 马丁·芒卡西 摄

三个小孩赤裸着身子，他们的体态、步伐、双手垂摆或上扬的姿势，以及三个人重叠的透视，加上三个人的视线（虽然是背面，也能感觉到）和海浪冲上来的动态，都在黄金比例的长方形框框内，呈现无懈可击的完美组合。这种极度饱和的影像，令人根本无法想象它们彼此的关系还会有其他组合的可能性。（阮义忠，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》）

没有一件事像芒卡西的作品这样，彻头彻尾地令我诧异，并且告诉我怎样去摄影。当我看到穆卡西的那些“小黑羊”在波浪中奔跑的照片时，我无法相信这会是用相机捕捉到的。我诅咒它，我拿起我的相机，钻进了街巷。

马丁·芒卡西（Martin Munkácsi，1896-1963）这幅作品《斯噶尼克湖边的黑人男孩》（Three Boys at Lake Tanganyika）给了卡蒂埃-布列松深深的震撼，“我突然明白，摄影可以一瞬间凝固永恒。”于是卡蒂埃-布列松放下了画笔，决定走向摄影。不过这位匈牙利摄影大师马丁·芒卡西那时鲜为人知，一直活在布列松闪烁其辞中，扑朔迷离，让人一头雾水。

卡蒂埃－布列松与他的“决定性瞬间”

布鲁塞尔，比利时，1932年

两个男子，一个透过布幕缝隙偷看某演出，另一个撇过头，警惕地张望，恐被人发现引起麻烦，“有一件不知道的事情正在发生”。

卡蒂埃-布列松在这样的角度、这样的距离、这样的一瞬间将其拍下，一幕平凡的景象瞬时有了一种“什么事都有可能”的深远寓意。

摄影家的眼睛，永远都在评估出现在他眼前的事物。他只须移动1毫米的几分之一，便可以把线条吻合起来。他只须稍微屈膝，便可以将透视改变。把照相机放置在离主体近一些或远一些，他便可以刻画出某一细节——这细节，既可能相得益彰，也可能喧宾夺主。然而，对照片进行构图所需的时间，几乎是跟按动快门的时间一样的短，因为两者同是条件反射而已。

如此神来之笔，卡蒂埃-布列松“借最好的一刹那，来使事件产生全新的意义与境界”，甚是迷人。这是卡蒂埃-布列松的“决定性瞬间”（the Decisive Moment）。

阿利杜普拉多，马赛，法国，1932年

在这张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线条和形状得到很好的展现，光秃秃的树枝形成一个V字形，作为背景的消失点，戴帽穿斗篷的男士恰好居其中，整体形成一个黑色三角形。构图精致巧妙。

卡蒂埃-布列松回忆当时男子突然转过身时，他正走在这位男士的后面。

在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里，都有一个决定性的瞬间。当这个瞬间来临时，周围的诸种因素会排列成最具意义、最为协调的几何形态，并显示出某一事件的完整面貌 。这个瞬刻即逝的瞬间，就是决定性瞬间。

1927－1928年，卡蒂埃-布列松进入了洛特学院（Lhote Academy），师从安德烈·洛特。在那里学习的两年，卡蒂埃-布列松恋上了黄金分割、割图秩序，“沾染上了几何学的病毒。”

安德烈·洛特（André Lhote，1885-1962年），法国立体派画家，教师。他是卡蒂埃-布列松艺术创作上的启蒙老师，除了绘画方面的知识和技艺，卡蒂埃-布列松在1998年由Patricia Wheatley指导的纪录片《Pen、Brush and Camera》称他在摄影上所知的一切都是从安德烈·洛特而来。

塞维利亚港，西班牙， 1933年

断壁犹如一个镜框，给人以电影之感。看戏、起哄、打闹、劝拉的孩子们倚墙形成两条线，汇聚在一个柱着拐杖的瘸腿的孩子身上，形成一个V 字形。在嬉笑打闹中，让人迫切的关注着这个瘸腿孩子的命运。再看，图中每个小孩都在视觉上与其他孩子们相抗衡，各自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。尤以一男孩抱住恶作剧的小孩的瞬间，戏剧张力十足。

对我来说，照相机就是一本写生簿，捕捉即时灵感的工具，你要在瞬间对你所看到的一切提问并做出决定，通过一个有限的取景器向人们解释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这是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表达，却也需要你集中精力、训练有素、敏感并有几何构图的美感。

在这个决定性瞬间中，无时无刻不渗透着卡蒂埃-布列松的情感与理智，“我所拍的图像 ，是我的内在和外在两个世界交融的结果。” 卡蒂埃-布列松把他那一瞬间感觉通过照片表现出来，唤起了观看者在感情上的回响 。

英国，伦敦，1937年 

1937年5月12日，卡蒂埃-布列松在伦敦拍摄乔治六世（现任英国君主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）加冕典礼时，没有选择去拍摄加冕进行时的盛况，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参加典礼的普通人物，这张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

为了不错过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任何一个部分，人们在特拉法加广场等了一宿。有的人睡在长凳上，有的蜷缩在报纸上。次日早上，一个疲倦的人睡在纸堆中，还没醒来看他守了一宿的加冕典礼。

报纸堆中睡得正酣者，与台上正翘首观望的群众，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。这画面幽默又耐人寻味。

一个新闻记者的职责就是要认识什么是重要的场景，当他的眼睛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特殊对象时，相机所作到的只不过是把眼睛所决定的固定在胶片上。

法国，巴黎，蒙马特区，1938年

1938年，红衣主教尤金尼奥·帕切利参观圣心大教堂，人们在教堂外面翘首等候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亲眼见见他，甚至伸手抚摸他。

人们高呼“万岁“（”Vive Dieu“）！

“夜，没有星光，一片漆黑，在黑暗中，可能有一个站着的天使展开着翅膀，在等待着这个灵魂。”至美至妙的一刹那。

我站在人群中的位置，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，所以我把相机高举过头拍摄。

尤金尼奥·帕切利（Eugenio Pacalli），为庇护十二世 （Pius XII,1876-1958）的原名，意大利人。1938年巴黎之行后，次年任罗马教皇（1939-1958）。

旺斯，阿尔卑斯滨海省，法国，1944年2月

卡蒂埃-布列松去拜访亨利·马蒂斯，在其别墅Le Rêve中拍下了这位大名鼎鼎画家的肖像。翻看卡蒂埃-布列松拍摄的亨利·马蒂斯所有照片中，亨利·马蒂斯一直老神在在地画画，画鸽子、画人，不望镜头，卡蒂埃-布列松就拿着他的相机在亨利·马蒂斯周围走来走去，完全被当作空气。

他窝在角落里一动不动，我们没有交谈，仿佛我们彼此不存在似的。

与亨利·马蒂斯相反的是，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很是热情。

“我见过你之前给我拍的那张照片，拍得很漂亮，这次你打算怎么拍？”

“让我想想。”

“需要多久？”

“比看牙医长，但比看心理医生短。”

这次拍摄就这样结束了。

摄影在本质上是一种不介入的行为。

亨利·马蒂斯（Henri Matisse，1869—1954），法国画家，野兽派的领袖，以使用鲜明、大胆的色彩而著名。

德绍，德国，1945年4月

拍摄地点是一个位于美国和苏联势力范围内的中转营，主要安排从德国的东部战线被苏联遣返的难民、政治犯、战俘、苦力以及流离失所者。

图中为一个年轻的比利时女人，她被揭露与前盖世太保有联系，并试图进行匿藏，人们义愤填膺，尤以中间女士的愤怒为情绪爆发点。人物情绪的描绘，神态姿势的抓取相当出色。但这幅作品却珍贵在内容意义的表达上。

二战期间，卡蒂埃-布列松参加了东部法军第三军的摄影服务队，1940年被德国人俘虏，关押在德国路德维希堡战俘营，经过两次越狱失败后，于1943年成功逃脱。

做手工，修铁路，在水泥厂、曲轴厂工作，在一口大锅里洗烂菜，制干草垛。做这些所有事的时候，我脑中只有一件事，逃跑。

此番遭遇，让卡蒂埃－布列松更能体会被占领区人们的心情，之后更加关注难民和战俘的遣返问题。

schoelcher街，巴黎，1947年

天至微明，路上行有三人，模糊不清，建筑轮廓及高耸的路灯还隐约可见。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双唇微微张开，眼神斜向侧上方，冷峻高傲似的闯入布列松的镜头，倚站在画面的右下角落，背后道路丢失。

她在看什么，在这被刻意虚化又透有些暧昧的梦境中，我们无从所知。

让·吕克·南希认为，“它一定是一种思绪，刹那间的顿悟，一个来自内心的、激烈而优雅的、调皮而温柔的念头——一个刻意让人充分享受思考过程的念头，一个不需要理由或谁的恩典便可以自由畅想的念头。”

“卡蒂埃-布列松先生，你拍不拍自己的梦呀？”

“拍。”

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，1908-1986） ，法国作家、存在主义哲学家、政治活动家，女权主义者和社会理论家。

上海，中国，1948年

1948年12月－1949年1月。由于通货膨胀，纸币贬值，国民党决定每人可以兑换40克黄金，十二月消息一经发布，数以千计的人排队等待数小时。装备着租界留下的武装的警察，仅做了一个维持秩序的手势。有十人拥挤致死。

上海人称之为“轧金子”。在郑君里的《麻雀与乌鸦》（1949年）中的小广播夫妻就老是想轧金子，夫妻俩为此还被痛打了一顿。

这里的黎明静悄悄，《麻雀与乌鸦》里的委婉隐喻，与卡蒂埃-布列松摄影下的中国，相互呼应。让人深思。

你必须要在当地生活，去接触了解当地人，并建立关系，你要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跟当地人一样的状态，你不应该评论任何人与事物，尽量保持和善，去喜欢他们，不要无礼，不要难搞，因为你的态度将会回到你自己身上。

穆夫达街，巴黎，1954年 

穆夫达街上，一个小男孩，左右手臂各夹着大大的酒瓶，两眼弯弯，抿嘴一笑，昂首阔步地走着。看他脸上的骄傲神情，“妈妈多么相信我，让我去买聚会上的酒！”神情生动自然，愉悦之情跃然画上。再看，女孩们在瞧着这位小小勇士！瞬间细节抓得扣人心弦，还有点儿幽默。令人回想到自己的童年时光 。

卡蒂埃-布列松总是在适当的时间呆在了正确的地点，他走近某处，然后看到了某种戏剧性的可能。“咔嚓”，瞬间按下快门，在这不断变化着的日常生活中，看清在那细微一瞬间中存在着的某种真相。

我最渴望的就是要抓住正展现在我眼前的某种情势的全部本质，我深信只要一张照片就够了。

卡蒂埃－布列松与他的内心凝视

亨利·卡蒂埃-布列松，法国，巴黎，1992年。马丁 弗兰克 摄

战前战后，卡蒂埃-布列松走过德国、美国、印度、前苏联、中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地，又抓拍了20世纪重要的作家、艺术家、科学家们的个人肖像，在他65岁时重拾画笔开始画画，慢慢放下了跟随了他四十年久的摄影。

想在拍摄人像时捕捉到“猎物”内心的寂静是非常难的，因为你不可能把相机伸进他的衣服里。但肖像画就不同了，只要拿起画笔，我们便能讲述内心的寂静。

当有人惊讶卡蒂埃-布列松放弃摄影时，卡蒂埃-布列松的挚友山姆说：

如果他喜欢的话，就让他画画吧，不管怎样，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拍照，只是现在它并不是一个照相机，而是精神。

我们看见卡蒂埃-布列松在为自己画肖像画时，他不需要什么动作，甚至不需要任何表情，就这样静静在绘画中，透过肖像画凝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如梦一般的世界。

也许卡蒂埃-布列松心中的挚爱是他最初的绘画，而摄影是他的一本写生簿，捕捉即时灵感的工具，一个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的“物体”而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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